李柯生：延安行五日 历史炳千秋

黄炎培，号楚南，字任之，笔名抱一，江苏省川沙县（今上海市浦东新区）人。中国教育家、实业家、政治家。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创立中华职教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炎培破“不为官吏”的立身准则，欣然从政。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﹑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﹑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 <?xml:namespace prefix = o ns = 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office" />

<?xml:namespace prefix = st1 ns = 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smarttags" />1945年7月1日至5日，黄炎培和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，为了促成陷于停顿之中的国共和谈，乘专机飞赴延安，对延安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，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。

在这之前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5月21日，王若飞同志来到黄炎培家，向他宣传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，说明了我党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。黄炎培深刻理解我党渴望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愿望是真诚的。5月30日，黄炎培接到蒋介石邀宴的通知，他立即去见王若飞同志，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请王若飞把他希望国共继续和谈的意见转告中共中央。6月2日，黄炎培等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，表示希望恢复和谈，以促团结。延安接电后，于6月18日回电，邀请黄炎培等去延安访问。正是：

创兴职教系炎培，宣言于上海；

继续和谈缘七大，决意赴延安。

黄炎培等一行六人，于下午1时抵达延安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和朱德等20余人到机场迎接。黄炎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说：“我们20多年没有见面了！”黄炎培很吃惊：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啊！”原来，1920年5月，黄炎培邀请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来华在上海讲座，黄炎培先生主持会议，而台下听课的人群当中就有毛泽东。正是：

初抵延安，机场相迎期故友；

又逢抱一，课堂回忆乐当年。

黄炎培等人虽是以参政员名义来延安的，却有广泛代表性。以黄炎培为例，他既是民盟常委，又是中华职教社领袖，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。他们在延安的活动，均由他来主持。

听到黄炎培先生来延安的消息，很多熟悉的朋友来看望他。陈毅见面就和黄炎培说：“我们25年不见了。1919年，我去法国勤工俭学，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上开欢送大会，你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到会演讲。演讲者共三人，另外二人是蔡廷斡和朱少屏，你记得吗？”黄炎培大悟，两人抚掌大笑，无所不谈。

来看望黄炎培先生的还有范文澜、丁玲、陈学昭和张仲实等知名人士。范文澜见到黄炎培，先深深鞠了一躬，说他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，黄炎培先生亲自教过他书。正是：

武将文官，抚掌回归称弟子；

名人雅士，鞠躬拜谢认先生。

7月2日晚餐后，中共中央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，大会由李富春主持，周恩来致欢迎词，黄炎培代表六人致答谢词。他首先阐明来延安的目的：一是为促进全国团结而努力；二是想亲眼看看延安。他说，我所看到的，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在闲逛。有朋友告诉我，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很负责。正是：

中共相迎，千人大会非常热烈；

延安亲历，一寸农田不许荒芜。

7月2日下午，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到家里做客，两人促膝谈到很晚。毛泽东和他们谈到延安整顿“三风”，说过去的种种错误，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。毛泽东说：“只看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不够的，仅有书本知识的人，应该回到实际工作中去。”黄炎培听后极为兴奋，说道：“我只觉得你所讲的，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，二三十年前，提倡新教育，不就是讲实际知识吗？”毛泽东又问，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？

此刻，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：“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勃焉’，‘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，也许那时艰难困苦，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，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时长久，自然地惰性发作，由少数演为多数，到风气养成，虽有大力，无法扭转，并且无法补救。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，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略了解的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。”正是：

洪钟之警，窑洞之忧，推演古今观历史；

勃忽之危，兴亡之势，直述胸臆论周期。

毛泽东当即乐观而肯定地答道：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黄炎培说：“这话是对的。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，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，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，才能使地地得人，人人得事，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，怕是有效的。”

这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“窑洞对”。直到今天，窑洞之忧，仍然像响亮的警世之钟，听后使人惊心动魄，使人常思不已。用“民主”来打破历史的周期率，仍然是我们政权建设的方向。正是：

行民主，靠监督，领袖一言成九鼎；

破周期，治政怠，先生十字警千秋。

7月4日，双方举行了第三次会议。经过讨论形成了共识，就是《延安会谈录》。《延安会谈录》记录了中共中央与六位参政员的两点共识：（一）停止进行国民大会。（二）从速召开政治会议。同时，还把中共方面的建议也写了进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，它表明在反对国民党企图召开假民主真独裁的国民大会，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问题上，中共和访问延安的六位参政员是一致的，这份文件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延安之行对黄炎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，也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共的看法。可以说，这五日的经历，已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正是：

会谈录，发声明，未虚行五日；

参议员，成共识，获益蕴一生。

延安的五日经历，黄炎培激动不已。回来以后，有很多朋友询问延安的情况，也有的地方请他作报告，讲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，他便动手写书。他开宗明义：“我只是用朴素的写实手法，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谈，完全讲事实，绝不加渲染。”

1945年8月7日，他的《延安归来》出版后，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书。使人民进一步了解了延安，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。正是：

访延安，秉笔写实，朴素无渲染；

歆中共，凭心谈事，率真有赞扬。